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　　清晨的加拉加斯街头，市民们拎着水桶排队数小时，只为接取从露天管道中渗出的浑浊液体。不远处，曾是南美最豪华的购物中心，如今橱窗破碎，货架空空如也。

　　委内瑞拉坐拥全球最大规模的石油储量（没有之一），本应富甲一方。然而在首都加拉加斯，长时间停电让城市陷入黑暗，饮水系统停摆，市民不得不四处寻找水源。

　　超市货架常年空旷，基本食品难以获取，饥饿的孩子在垃圾堆中翻找食物残渣。治安每况愈下，大规模抢劫和骚乱频发——2019年全国性大停电期间，仅西部城市马拉开波就有上百家商店被洗劫一空。

　　截至2021年，超过75%的委内瑞拉人生活在极端贫困中，相当于每四人中有三人吃不饱饭。这残酷的现实引出一个痛心的问题：一个资源富国为何在短短二十年间崩塌成一片饥荒废墟？

　　20世纪中叶，委内瑞拉曾享有“拉美瑞士”的美誉。依靠石油财富，从1950年代到1980年代，这里一直是南美最繁荣稳定的经济体之一。1950年，其人均GDP曾名列世界第四。

　　充沛的石油收入带来了全民福利，吸引了大批欧洲和邻国移民涌入这个“机会之地”，帮助建设了当时拉美最富有的民主国家之一。那是委内瑞拉的黄金时代——一个和平、中等收入、充满希望的国家。

　　首先是资源诅咒：过度依赖石油单一出口，导致其他产业被挤压萎缩，国家发展高度脆弱。1970年代石油繁荣时期，委内瑞拉一度成为拉美人均收入最高的国家，但也滋生了大规模腐败和对油价的深度依赖。

　　据统计，1972年至1997年间，高达1000亿美元的石油收入被侵吞挪用。石油收入丰富还意味着政府几乎不需要靠税收运转，官民联系变得涣散脆弱。这种“资源诅咒”为后来独裁复辟埋下了隐患。

　　其次是僵化的国家主义治理结构。1958年推翻独裁建立民主后，主要党派签订了庇护性权力分享协议——《蓬托菲霍协定》，保证按选票比例瓜分政府职位和石油收益。

　　此举初衷在于稳定民主，却导致政党将石油财富作为庇护和分肥工具，体制内腐败与分赃盛行。石油收入集中由国家掌控，滋养了庞大的官僚体系和国营部门，却抑制了私营经济活力。

　　一旦油价下跌或财政脆弱，这种庇护式政体便难以为继。上世纪80年代石情反转后，委内瑞拉立刻陷入经济危机。

　　80年代油价暴跌导致经济连续衰退，通胀攀升，外债激增。到1990年代中期，委内瑞拉人均收入跌回1960年水平，实际工资甚至低于1950年。全国贫困率从1980年的20%飙升至1998年的56%，其中近1/5人口陷入极端贫困。

　　1998年的大暴动以军警血腥告终，揭示了社会矛盾的深刻。1993年，民选总统因贪腐被弹劾下台，执政联盟威信扫地，人民对旧政党体系的厌倦情绪空前高涨。

　　1992年2月，一支由少壮军官发动的军事政变震惊了委内瑞拉。政变最终失败，时年37岁的陆军中校乌戈·查韦斯被捕入狱。讽刺的是，这场兵变不但没有让查韦斯销声匿迹，反而让他一夜之间成为穷苦大众心中的反抗英雄。

　　政变后，查韦斯身着军装在电视上承认失败，但留下意味深长的一句：“只是暂时的。”在很多生活困苦的草根眼里，查韦斯敢于挑战腐败失职的当权者，他的形象迅速从叛乱军官转变为替穷人出头的民族英雄。

　　查韦斯上台后展开了自称为“玻利瓦尔革命”的激进变革，其执政术融合了三大要素：

　　首先是高举反美反帝旗帜，煽动民族主义情绪，为其左翼民粹政策披上爱国外衣。

　　其次，以社会正义之名行集权之实，通过修改宪法扩充总统权力来重塑政治秩序。

　　最后，推行所谓“石油社会主义”，直接利用石油收入在全国范围内大搞福利和补贴，收买人心。

　　查韦斯政府建立了大规模的社会计划，在医疗、教育、食品补贴等方面为穷人提供免费或廉价服务。这些政策短期内确实减少了贫困和不平等。据统计，查韦斯执政初期依靠石油红利，委内瑞拉的贫困率一度下降了约20%。

　　查韦斯并非真正来自草根平民，而是以失败的军事主义者和激进民粹主义者的双重身份掌权。他上任后很快借全民公投之机重新制定宪法，将国家更名为“玻利瓦尔共和国”，为连任和集权扫清法律障碍。

　　随着个人威望和革命旗号的包装，查韦斯采取了一系列措施不断集中权力：废除总统任期限制，扩大行政控制司法和选举机关的权限，打压独立媒体，关闭异议电视台，肆意收归国有数百家私营企业和外资资产。

　　他借助选举赢得的民意统治，一步步边缘化反对派，削弱制衡机制，将委内瑞拉推向事实上的个人威权统治。

　　可以说，查韦斯并没有从根本上消除腐败和贫困的土壤，而是用高压和施舍营造出革命成功的假象，为后来的全面崩溃埋下了伏笔。

　　查韦斯执政十四年间（1999-2013），在将权力牢牢抓在手中之后，全面启动了对委内瑞拉经济社会的社会主义式改造。这些政策酿成了四大灾难性后果：

　　第一，全面国有化和私产征收，市场生机被扼杀。自2006年起，政府大规模推进国有化运动，将水泥、钢铁、通信、电力、银行、农业、食品等部门的主要企业都纳入国营版图。

　　例如，委内瑞拉最大的钢铁公司Sidor于2008年被强制收购，其产量自此连年下滑；全国最大的电话公司CANTV从美资手中买下后，通信服务质量下降；全球水泥巨头在委内瑞拉的工厂被政府以低价没收，国内水泥产量到2013年骤降60%。

　　第二，严厉的价格与产量管制，导致物资断供。从2003年起，政府冻结了数百种基本食品和日用品的价格。一开始这些限价措施似乎让穷人用低价买到了食物，但随着时间推移，生产企业因长期亏损难以为继，市场供给锐减。

　　从2013年起，委内瑞拉几乎所有超市都经常大排长龙，人们清晨就去等候限量供应的面粉、食用油、药品等。2017年前后，平均每个委内瑞拉成年人都明显体重下降，食物极度短缺被戏称为“马杜罗减肥法”。

　　第三，外汇管制与多重汇率，催生史上最大腐败机器。2003年，政府实施严格外汇管制，禁止民众自由兑换美元，建立由政府主导的外汇配给制度。

　　官方规定一种远低于市场实际的固定汇率，能够拿到官方汇率美元的几乎都是有权有势者。他们可以转手在黑市以十倍价格卖出，短时间获利十倍。

　　据美国司法部门调查，仅2014年一年，利用官方与黑市汇率差进行套利洗钱，就造成委内瑞拉国家损失超过12亿美元。自2003年以来，这种汇差套利导致的资金出逃和贪腐，累计可能高达数千亿美元。

　　第四，石油公司政治化，国企沦为政权提款机。2002年底，国家石油公司的专业员工发动罢工反对查韦斯的政策。结果查韦斯一举开除了大约1.8万名经验丰富的技术和管理骨干，要求国家石油公司承担大量社会支出。

　　委内瑞拉原油日产量在1990年代末达到约350万桶高峰，此后持续滑坡，到2010年代末跌破100万桶，回到了上世纪五六十年代的水平。

　　2013年查韦斯因病去世，他生前指定的接班人尼古拉斯·马杜罗继任总统。马杜罗承袭了查韦斯留下的革命遗产和政治资本，但他本人缺乏前任的个人魅力和治理才能。

　　更不幸的是，查韦斯时代竭泽而渔的政策后遗症在此时全面爆发，油价自2014年断崖式下跌，委内瑞拉经济在失去支柱后迅速。

　　面对严峻危机，马杜罗没有纠正前任错误，反而进一步将委内瑞拉推入赤裸裸的集权统治：

　　其一，暴力维稳，纵容武装民兵异议。他一方面动用正规军警强力，另一方面更加倚重非正规武装充当打手。据联合国人权报告描述，这些团伙实质是效忠于马杜罗的准军事组织。

　　其二，架空宪法机构，以制宪大会取代民选议会。2015年底反对党赢得议会多数，这是查韦斯时代以来执政党首次丢掉立法权。马杜罗拒不接受与反对派共治，于2017年单方面组织成立完全由亲政府代表构成的全国制宪大会，赋予其凌驾一切权力之上的地位。

　　其三，政治迫害常态化，异议者非死即囚。随着政权日益不稳，马杜罗对异议的打压力度不断升级，安全部队和情报机关大规模监控、逮捕反对派人士和批评政府的平民。

　　其四，恶性通货膨胀与货币崩溃。面对经济和财政破产，马杜罗政府选择开动印钞机用天量纸币来填补赤字，结果导致委内瑞拉陷入21世纪最严重的恶性通货膨胀之一。

　　到2018年，通胀率达到令人瞠目结舌的1000000%。国际货币基金组织评论称，这场恶性通胀堪比1923年德国和2000年代津巴布韦的崩溃。

　　回顾委内瑞拉从繁荣走向崩溃的过程，可以发现这并非偶然厄运，而是制度内在逻辑使然。委内瑞拉的社会主义实验失败，尤其深刻的内生机制可归纳为以下五方面：

　　第一，资源诅咒与体制惰性。石油等资源型经济具有“得来太容易”的特性，政府不需要向公民征税就坐拥巨额收入，因而对公众利益和长期发展的责任感被弱化。当石油繁荣时，一切问题都可用钱摆平；当石油低迷时，国家瞬间陷入危机却无应对能力。

　　第二，民粹政治激励制造贫困。在民粹主义体制下，贫困选民越多，政权反而越稳固。马杜罗时期，全国几乎一半家庭不得不依赖政府每月发放的食品箱度日，而领取食品需要持有“祖国身份证”——一个记录着持有人政治倾向的电子卡。

　　统计显示，83%的马杜罗支持者把政府粮箱作为主要食物来源，而独立人士中这一比例仅为14%。这种赤裸的“粮票换忠诚”机制，使饥饿成为马杜罗巩固统治的工具。

　　第三，国家主义吞噬市场，国强民弱走向衰亡。查韦斯-马杜罗政府认为私营部门带来不平等和剥削，因而要以国家力量取而代之。然而，完全靠政府管制和国企主导往往效率低下、腐败滋生。

　　委内瑞拉的教训是：在庞大的国有部门里，国家并不等于全民，国营企业被政治化、人浮于事，且成为权贵牟利工具，反而侵占了本该属于人民的财富。

　　第四，集权逻辑下错误不可纠正。健康的社会需要纠错机制，但委内瑞拉在革命叙事驱动下逐渐走向了集权化的死胡同。政府绝不认错，反对声音被消灭殆尽，政策错误只能不断累积放大。

　　集权体制下，当局永远正确，错误都是“敌人”造成。于是政策失误只能靠更激进、更荒谬的政策去掩盖，恶性循环不断。

　　第五，权力垄断与结构性腐败。当绝对权力被少数人垄断且缺乏监督时，权力本身就等同于财富。腐败在委内瑞拉变得制度化、公开化，甚至成为官员生存方式的一部分。

　　长期下来，这个体制黑箱化运作：经济数据不公开，中央银行一度几年不发布通胀数据，大宗交易暗箱操作，国库资产不断外流至私人腰包。

　　在讨论委内瑞拉危机时，不可回避一个争议话题：美国的制裁。马杜罗政府一直将美国制裁称为经济崩溃的主因，声称自己是“帝国主义阴谋”的受害者。然而事实如何？

　　首先，将美国树立为永恒敌人，是独裁者在内忧外困中转移矛盾的惯用伎俩。当委内瑞拉国内经济全面、民怨沸腾之际，马杜罗急需一个外部靶子来卸责。他不断向国民灌输：一切灾难都是美国阴谋所致。

　　其次，高调反美是独裁政权最低成本但最有效的统治工具之一。对于马杜罗而言，喊反美口号几乎无需付出实际代价，却能够煽动起部分民众的民族主义情绪，巩固其执政基础。

　　第三，从时间线上看，美国严厉制裁是委内瑞拉政权集权化的结果，而非其走向独裁的起因。实际上，委内瑞拉经济的自由落体式下坠，早在美国制裁之前就已开始。

　　主要制裁措施要到2017年金融制裁和2019年石油禁运才落地，但委内瑞拉的危机在此之前多年已酿成。换言之，委内瑞拉是在走向独裁并造成民生崩溃之后，才遭到国际制裁的回应。

　　第四，制裁带来的苦果主要由普通人民吞下，而不是独裁者本人。严厉经济制裁确实进一步重创了委内瑞拉经济，但政权高层往往有办法豁免自己，将损失转嫁给平民。

　　正因如此，不少国际人权机构批评对委内瑞拉的全面经济制裁在道义上有问题，因为它惩罚不到压迫者，反而伤害了手无寸铁的百姓。

　　截至2022年底，约710万委内瑞拉人逃离了自己的国家，超过总人口的20%。这个数字甚至超过了饱受战火的叙利亚难民数量，成为当今世界最大的人道流散危机之一。

　　曾经吸引大批欧洲和邻国移民的“机会之地”，如今输出的却是成百万为了躲避贫困和压迫的难民。这标志着国家的全面失败——民众用脚投票，将祖国抛在身后。

　　马拉开波湖上锈蚀的钻井平台依然伫立，地下的黑色黄金并未减少，但地上的国家已面目全非。从“拉美瑞士”到饥荒炼狱，委内瑞拉的故事揭示了一个残酷真相：富饶不是免死金牌，制度远比资源更重要。

　　任何国家只要走上依赖恩赐、背离法治、拥抱极端民粹和集权的不归路，都可能重蹈这个石油富国的覆辙。而埋葬这个国家光明前途的，从来不是华盛顿的制裁，而是加拉加斯当权者自己的选择与作为。